古代契約的

命名、要素及整理標準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（上）

楊林軍（麗江師院）

一、契約的標題

歷史上的契約是一種沒有統(tǒng)一標題的重要文獻，后人在研究過程中往往為了區(qū)別它們而取一個標題。

目前，關(guān)于契約標題的研究成果不多。實際上，標題是契約的眼睛，既要給讀者一個明確的信息，又要體現(xiàn)出契約的內(nèi)容及特點。所以，如何擬一個合理且具有特色的標題，是契約文書收集、整理工作的關(guān)鍵步驟，需要引起學界的重視。

1.契約的名稱

從目前公開出版的文獻整理成果看，契約的標題不甚統(tǒng)一，各有千秋，歸納起來有如下幾種類型。

第一類是“立契時間+人名+交易方式+標的+契（字）”。如，曹樹基編著的《契約文書分類與釋讀》一書，根據(jù)契約的內(nèi)容和性質(zhì)分作數(shù)類，給每一份契約都取了標題。如，《嘉慶十一年三月七日郭蘭芳立過割糧田契》《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日贊成立脫佃字》《咸豐八年十二月李啟珍立頂退田字》等。再如，鄭振滿主編的《福建民間契約文書》中有《明崇禎二年二月柯逞春立賣苗田契》?！顿F州清水江文書系列·天柱文書》的文書標題也屬于這一類型，如，《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一日潘光林子潘積文、潘積祿、潘積壽等五人分關(guān)合同》。

第二類是“地名+交易方式+標的+文約+人名+立契時間”。如，吳曉亮、徐政蕓主編的《云南省博物館館藏契約文書整理與匯編》叢書，根據(jù)契約內(nèi)容作了分類，每一份都取了標題。如，《新平杜賣村田文約李顯名、李顯智、李顯祖、李顯榮將祖遺田杜賣與蔡文達、蔡文瑛，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》《新平借銀文約李翠亭向三弟媳借銀，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》《麗江出抱義女交約玉林爸抱與木氏聯(lián)，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四》《維西撫彝府委錢吉臣為其喇奔子欄土把總札，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》等。

第三類是“地名+人名+文約（約）”。云廣等人主編的《清代至民國時期歸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約》所收錄的契約名稱，與前兩類契約取名不同。如，《趟祥、徐成功約》《李清成約》《永吉魁木匠鋪趟志魁約》《東升店武子林約》等，按照“地名+人名+文約（約）”或者“人名+文約（約）”。標題上沒有反映出時間、標的物、交易方式。王旭的《契紙千年：中國傳統(tǒng)契約的形式與演變》中對古代契約的結(jié)構(gòu)進行討論，提出“在明清日用雜書中，稱為‘契’的文書一般的構(gòu)成公式是交易行為類型+交易對象+契”，即買田契、賣墳地契、典房契等。

第四類是“時間+地點+人名+交易方式+標的+契約”。如，郝平主編的《清代山西民間契約文書選編》中的《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崞縣郭花賣地契》《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忻州李斌礦賣地契》《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定襄縣賣地契》《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郭亨珍賣房契》《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五臺縣盧士萬賣地契》《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定襄縣張門萬氏等賣地契》《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廣靈縣溫宅仁賣地契》《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忻州閆淥賣地契》等。再如，田濤等主編的《田藏契約文書粹編》中的《清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年）溫大林賣地契》《清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梁世道梁世典換地二契》《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柴劉氏同子通順賣地基連二契》《清嘉慶十九年（1814年）柴春太賣地連二契》等。再如，張傳璽主編的《中國歷代契約粹編》中的《明永樂十一年（1413年）祁門縣謝曙先賣山地紅契》《明天順二年（1458年）休寧縣汪彥華等賣地契》《清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山陰縣王魯山借錢字據(jù)》《清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北京鑲藍旗固普齊光借錢字據(jù)》等。

以上四類基本代表了目前所能見到的契約名稱，體現(xiàn)出并不統(tǒng)一的特點。為此，就契約整理時如何取標題、如何形成學者較為普遍認同并統(tǒng)一采用的標準，筆者根據(jù)契約的特點和收集、整理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困難提出個人見解，供學者深入討論。

2.契約名稱的內(nèi)涵

一份契約到底要具備多少要素？

契約中不可或缺的首先是時間，否則就是無效契約，所以，契約的標題中必須有時間。

時間往往是一份契約中最能體現(xiàn)個性的內(nèi)容。清代中后期，滇西北某村寨中有人簽了多份契約，簽約的雙方相同，甚至簽約標的和交易性質(zhì)都一致，只是簽約的時間不同。

清代至民國時期的契約多為單契，立契人往往是賣方，在契約開頭和簽約時間后簽字畫押。偶有立契人是買方的，但為數(shù)不多，買方大多只在契約的內(nèi)容中出現(xiàn)，不會在契尾簽字畫押。即便在一式兩份的契約中，內(nèi)容表述可能不同，但立契人多是賣方。所以，即便相同時間立契的內(nèi)容不同，但賣方作為立契人一定會出現(xiàn)在契約中，這是古代契約的特別之處。

賣方出賣標的物，如，土地、房屋、墳地等，他們失去了標的物，獲得了銀兩或物質(zhì)補償，因此，簽約完成后，作為當時雙方共同認可的憑據(jù)，契約要在買方手中，以防過段時間賣方再來找麻煩。賣方作為交易的主動方，在契約上簽字畫押，而日后找麻煩的主要也是賣方，因此，契約中的賣方不可或缺。

契約的交易性質(zhì)也必須注明，否則過一段時間就說不清楚了?！岸刨u”“加找”“典當”的交易性質(zhì)不同，“杜賣”是一次性賣出，價格會比較高；“加找”是第一次交易之后再追加銀兩，一般金額比較??；“典當”的交易額不會太高。

有些契約中只說“當與”“賣出”等，從內(nèi)容和承諾語上看，實際就是“杜賣”性質(zhì)的契約。從清代至民國時期滇西北地區(qū)契約與江浙地區(qū)同時期契約的交易性質(zhì)來看，存在首次交易后再“加找”的情況，甚至有的“加找”多達5次。從簽訂合同的角度看，一份合同中必須注明交易的性質(zhì)，這一點在清代至民國的契約中都有體現(xiàn)。

標的物是契約的核心，因為買賣雙方圍繞標的物的所有權(quán)、使用權(quán)進行交易。楊國楨先生提出的土地“田面權(quán)”“田皮”“田骨”“一田二主”“一田三主”等問題，實際上就是標的物的所有權(quán)、使用權(quán)。

清代至民國時期的契約，以“契約”“契”“約”“字”等名稱出現(xiàn)，學界對此有不同的理解。作為書寫契約的規(guī)范，取標題時需要有收尾字或者詞，以區(qū)別于其他古代文書?！捌跫s”“契”“約”“字”作為收尾字具有標識性。

通過以上討論，筆者提出，契約的標題必須包含立契時間、人名、交易性質(zhì)、標的物、契（字），否則會出現(xiàn)標題名稱一樣或者看不出契約主體內(nèi)容的情況。

具體而言，立契時間為“朝代+年號或干支紀年+月”，同一年內(nèi)可能有內(nèi)容相同的契約，因此時間要保留至月。至于保留到日，會使標題過長，而且現(xiàn)實中很少有重疊情況，舍去日期反而顯得簡潔。

契約的人名一項有單人也有多人，全部羅列顯得臃腫、多余，因此，除了單人名必須署上，多人名則可只出現(xiàn)第一人名，其他人用“等”字來區(qū)別。

交易性質(zhì)是契約最能說明特點的部分，需要確定。如，“賣山地”“賣房屋”等不知道是“杜賣”還是“活賣”，要根據(jù)內(nèi)容確定性質(zhì)，并給出明確的交易性質(zhì)。如，文本開頭和落款署名處沒有直言“杜賣”，但承諾部分已言明“無加無找，永不贖回”等字眼，就能證明是“杜賣”“絕賣”的契約。

標的物是交易對象，在契約的標題中一定要標明。但在整理契約中會出現(xiàn)多個標的物。如，麗江市華坪縣的一份立于民國二十五年的契約，內(nèi)容涉及多個標的物：“立出領(lǐng)約文字人徐城桂，今憑證領(lǐng)到李泉安名下鎳幣貳拾元正。比日親收入手某某，某某安佃到城桂山地一型、草房一間，荒山、熟土、桑木、些小竹樹，一并在內(nèi)，每年議定，玉米租陸斗?！彼臉说奈镉辛鶄€，如何在標題上體現(xiàn)它們？筆者給出的標題是《民國二十五年某月徐城桂出佃山地等文約》。

契（字）是標題的一個標識，可以根據(jù)契約的開頭來取，亦可以根據(jù)內(nèi)容來取。為了便于統(tǒng)一，選取中性詞匯更為妥當。如，“文約”“契約”通俗易懂、涵蓋面廣、使用頻率高。

3.規(guī)范契約名稱的價值

除以上提及的契約要素外，還有幾個次要要素，如，地名、中人、交易金額、承諾語等。作為契約的重要內(nèi)容，這些次要要素一般出現(xiàn)在文本中，但在標題中并非必不可少的要素。

有些契約的內(nèi)容甚至沒有提及具體地名、金額，只有“在老契”“在原契約”等字眼。有的契約連“中人”“代字”都免了，可能是因為親筆書寫可免去代勞者的報酬。

為什么地名可以不作為契約標題的必要要素？筆者認為可能基于以下原因：對于契約的整理、分類、編目，學界的普遍認識是按照地域來整理歸類，即歸戶整理，同一地域的契約無必要在標題上再次署上地名。再者，有些地名小到自然村或更小的地方，署上后還需費時費力地進行二次調(diào)查，讓人不堪其苦。